讀書﹕在看得見中找看不見的 18/9/2011
——《愛的盲點‧80後篇》
【明報專訊】愛情，永遠是任人擺佈、好使好用的概念，宗教人士、政客、作家、平民皆能順手拈來抒發一番；「八十後」更是燙手山芋，人人都愛指手劃腳各抒己見。一個哲學人眼中的「愛」和「八十後」是何種模樣？他會報以道德掛帥的批判，還是揭露虛飾的至理名言？《愛的盲點‧80後篇》作者陶國璋，在中大任教通識課十多年，以「愛情哲學」、「電影、哲學與人生」課堂俘虜萬千學子。因「愛情哲學」的備課與思考，他在三年間整理出《80後篇》，現正書寫《人性篇》，一年後出關。蘇格拉底聰慧無比，因為他自知無知；自稱看盡世態的人，眼光最窄。我們無法避過盲點，然而盲點的存在卻成為人追求真實的動力。陶國璋在書中揭露了愛情和年輕一代的思考盲點，讓人睜眼看清楚，自己的盲。
愛，看不見還是不想看見？
保祿說：「愛是恆久忍耐，又有恩慈；愛不嫉妒；愛不誇張，不張狂，不作無禮的事，不求己益，不輕易發怒，不計算人家的惡，不喜歡不義，只喜歡真理；凡事包容，凡事相信，凡事盼望，凡事忍耐。」然而羅蘭巴特卻在《戀人絮語》中，說戀人既迷茫又焦躁不安。聖人哲人，哪位才是明燈？陶國璋解釋：「不同人對愛的解讀通常都對，因為愛有很多解說空間，但不一定是這樣那樣。」愛很吸引、很具變動性，無法被歸類，故此容易被借題發揮。太多人老生常談，宣稱愛的甜蜜神聖，令人遺忘了愛的真實性，「愛其實有一種非理性和獨佔性，既痛苦又不忍耐，經常妒嫉」。因此他避開百分百正面的宗教式推銷，獨獨在書中邀請了蒼涼尖酸的祖師奶奶張愛玲為愛情下註腳，「張愛玲是個極敏感的作家，有複合的經歷，在動盪的大時代她依然堅持一種純粹的愛。她不關心政治但卻活在政治背景下，她寫愛情是有諷喻的，偏激而極端，看到的盡是愛的盲點。」以負面方式切入，曲線救國；離開歌頌愛情，才明白愛的重要。
陶國璋認為，這個時代的愛情很容易出現偏差，並非以正確對比錯誤，而是以實踐方式以言，在愛的關係中會令人受傷害，愛的時候會期望、很易有得失感。其實愛可以分為本能的愛、社會教化的愛和修養性的、普世的愛；本能或直覺的愛有很多副作用，而人要修養很高才能做到普世性的愛，「每個人都以為自己懂得愛，其實不然；愛是一種學習，一個過程。愛需要被修補。」
在混同與自戀之間
愛是人皆有之的事，何以獨獨針對八十後？陶國璋說，愛情是普遍情感，姿態終究大同小異，然而時代改變，科技化、消費主義等都影響人的愛情表現，特別是二三十歲的年輕人。「現代人很需要被愛的感覺，渴望被重視。年輕一代有一種存在的焦慮，愈來愈迷茫和不確定，以致影響他們的表現，沉迷網上聊天、打機，這些現象其實與香港特有的保母社會有關。」他解釋，七十年代經濟起飛，家庭和個人角色的發生轉變，令七八十後的心態和前人不同，活得比較溫馨、物質化，同時容易感到被忽略；且東方民族較重視人與人之間的感情，因此出現保母社會的情。
在保母社會裏，人難以承擔自己，「年輕一代面對的不是單純的削平（削平是存在主義的分析，意旨在社會中不易突顯自己或容易追隨潮流，人在世界必成為群眾，而群眾的特點就是削平），他們需要把自己的身分打消，與他人混同。」陶國璋解釋，在六十年代人們是失去自己（Losing Oneself），代表人物是嬉皮士；而近代是不能承受自己（Unbearable of Oneself），獨立性是種艱難的承擔，因此年輕人想盡辦法分心或把自己分散在日常生活中：聽歌、自拍，並非興趣，而是分心到不同事情，「令『 我』不需要面對自己；輕不地，對嚴肅沉重的問題加以逃避」。以拍照為例，以往人們寫日記記錄生活；現在則拍照上載到FaceBook，告訴自己這就是生活。陶國璋坦言，他們關心的東西微不足道，拍照的主題很多時是跟哪些人吃飯，甚或是快餐店的雪糕，鮮有社會時事、 頭條新聞。「我們強調一種共同記憶，但不是社會、民族性的，而是個人的。」
是價值的變奏，還是偏離？
然而，一人有一個世界，自給自足，自拍打機夜蒲趕潮流，有何不可？並非人人也崇尚後天下之樂而樂，夢想追求永恆的真理，更何有人玩Cosplay實踐自我，或以打機來提升自信，陶國璋坦言，「小世界只是暫時寄託，如果有戰爭、天災人禍、經濟蕭條，你的小世界就會崩解，這就應驗了羅素的說話，你的幸福只是受偶然所擺佈。父母會離世，朋友會分別，世界是流動的，小世界很容易被散。」人需要認識自己的二元性：個體與群體、本能與文化、有序性與異域性、偶然與獨特，才能超越自己， 克服本能生命，創造新的生活模式。
陶國璋直言，年輕人的愛情、個體性和藝術性跟歷史上出現的有所不同。西方主流思想對追求個性的定義，是個人提升（Self Integration），源自亞里士多德，注重個體的潛能與實現，並為此奮鬥，完成歷程，是為個體精神。但年輕人對個性的追求局限於品味層次，比實現潛能溫馨得多。識食、懂穿衣，就是有個性，把品味變成特質。他們不容易關心社會，或思考永恆問題。即使是反建制，敢於衝突的社運人士，陶國璋亦不諱言：「這種反叛有點兒童化，就如在立法會前唱歌，像一個同路人的Social Gathering，心態比沉重時期（指五四運動）青年關心社會的方式有些不同。社運人士本應具有思想性，背後有很強的政治理念。但我們的八十後只說一句不公平，不公平是很浮淺的，依然沒有脫離Unbearable of Oneself 。藉反抗而逃離，並尋找同路人。」但他亦承認只能談及十分之八的人，餘下的未能盡言。
最起碼是，有人味的個體
難道年輕一代真是一無所取，盡是「傳統價值的變調」嗎？陶國璋說，在大學上課時覺得同學比成年人可愛。八十後重情感，有別於前人。上一代為了生計什麼都放下，但年輕人不至於覺得錢是萬能，「我開了一課叫『幸福論』，要同學把十種事物依幸福程度排序，我以為財富、外表會放最上，怎料同學把家庭、朋友、人生意義排最前，這說明年輕人懂得分辨實在而崇高的東西」。但在精英主義生根的香港，人人受辦公室格局統治，被迫成為「有用的人」。無止境的追逐、互相踐踏，為搵飯食而變形，可愛的同學不免被磨平。因此陶國璋說：「年輕人做工做不長也是好的，最起碼他們想活得有一個人的味道。」
他深信，人有悟的能力，能體會事物的美，大自然的、人格的，甚至是一部iPhone都有它的美。當人體會美的存在，生活便不致艱難。他認為，八十後感性較強，較能接近事物的本真性，分辨真實與虛偽，看世界比以往豐富。這種柔性如果轉動得好，也有深度，可開出另一種世界觀。雖然跟以往的偉人形態不同，但也有其偉大。「這是一條很狹窄的路，但走下去可能走出路來。感性個體需要轉形到理性個體，但起碼他/她是一個個體，比不是個體要好得多。」
也讓我們找哲人的盲點。
文 阿 離
編輯 曾祥泰
